3.智慧居家医养服务平台使用实际效率不高。据访谈，丽岙街道五社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集中居住老人共37位，与社区医院进行了集体签约。照料中心活动室有一台电视安装了带有医养服务系统的机顶盒，每个老人都可以通过这台电视与社区医院的医务人员直接在电视屏幕上实现对话、问诊，但除了上级领导来视察时做过示范外，平时使用比例不高，据老人反映是因为不大懂怎么操作，也不习惯使用。另外，“互联网+健康养老”居家医养服务边界尚不清晰。“家庭医生签约卡”明确了老人的签约医生姓名、基本服务内容、服务时间、机顶盒医疗服务使用简易说明、联系电话等，但未明确说明享受智慧居家医养服务的具体项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出现老人的无效问话，增加了医务人员的无效工作量，提高了智慧居家医养服务成本。还有部分老人直接放弃电视机顶盒就诊方式，不管身体出现什么症状，都选择到二甲以上医院看病、住院。

二、智慧居家医养服务问题存在的根源分析

（一）政策法规碎片化

杨惠宁（2018）指出政府推进医养结合服务的主要依据是政策文件及部门规章，但各县市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并且相关资质和市场准入方面的法律法规均不完善。[5]西方著名学者、等（1992）采用“碎片化”一词来形容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政府各部门更多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来影响政策决策的过程或者进行政策制定。[6]如专家所言，为了促进智慧化医养服务发展，我国近几年发布的养老政策主要立足于宏观性、原则性、综合性层面，鲜少涉及行业标准化的具体条款，包括规范措施的实施。关于智慧养老服务相关标准的政策文件不完善，已出台的文件大多是建设性的意见，缺乏科学性的说明和指导标准，难以指导智慧养老服务具体的实践活动，无法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而地方性具体法规、实施方案则出台滞后。

（二）服务供给碎片化

Ostrom（1999）从地方公共经济组织角度来定义碎片化：政府部门设置的随意性和重复性、职能定位和权责不明、在公共行动中步调不一致而缺乏协同。[7]唐任伍（2012）指出，公共服务碎片化的原因还在于服务观念落后、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出现冲突、资源分散等因素影响导致各部门之间无法根据居民的有效需求提供满意的、连贯性的公共服务。[8]一是服务供给部门分处不同体系，工作难以协调推进。智慧居家医养服务是跨部门的综合性服务，其专业技能要求涉及到信息技术专业、医疗专业、养老专业等。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教育局、公安局等部门及相关企业都与之相关。不同部门承担的业务内容和性质不同，部门和企业更是处于不同体系。卫健委老龄健康处主导社会化养老服务格局，依托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提供家政服务和基础生活照料，依托老年护理院、安养院、家庭病床、日托床位等提供医疗护理服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解决养老保障和服务人员配置等。如丽岙街道推行的可视化高清电视机顶盒智慧居家医养服务平台，它的技术由中广有线温州分公司提供，智慧居家医疗服务具体工作由丽岙社区医院承接，养老服务由丽岙社区养老照料中心介入。由于处于试点阶段，各承接部门的统筹协调工作未跟上节奏，存在制度分设、管理分割、资源分散等现象，资金、人员、设施均未按需落实，社区医院很难凭一己之力进一步拓展业务。二是智慧居家医养服务项目团队的专业人员少。智慧居家医养养老服务项目处于试点阶段,政府各部门及企业的前期关注、扶持、开发等力度依然有限，其专业人员的配置力量及其薄弱。

（三）服务受体存在银色数字鸿沟

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受体是老人，老人的生理、心理、认知等方面功能随年龄增长急剧退化，直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接受和应用。如视觉下降会影响网页识别；肌肉退化和反应迟缓影响网页操作；注意力和记忆力的降低影响使用网络的能力；老年人对新事物的排斥性造成操作畏惧与焦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大比例老人（含已签约家庭医生的老人）对可视化高清电视机顶盒的隔屏问诊功能了解模糊。农村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低，对医养结合手机APP更是一脸茫然。可见，老年人对信息技术的疏离形成了一种由年龄构筑的数字鸿沟，这种银色数字鸿沟阻隔了老人和先进信息技术、智能养老设备的有效沟通。李攀等人（2018）认为因服务本身缺乏“适老性”和老年人接受上存在“恐惧症”，智慧养老在实际效果上难符预期[9]。

文章来源：《智慧中国》 网址: http://www.zhzgzzs.cn/qikandaodu/2021/0127/13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