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作为德性实践的军事医学工程

对于何谓“实践”，德性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将其界定为：“所谓实践，我意指任何一种连贯的、复杂的、有着社会稳定性的人类协作活动形式；通过这种活动形式，内在于其中的各种善，在努力达到卓越标准的过程中得以实现（这一卓越标准与活动形式相符且部分明确）；其结果是，人类追求卓越的能力，以及人类对所涉及的目的和善的观念，都得到了系统的扩展。”[12]麦金太尔将实践给人们带来的目的之善，区分为“内在善”（内在价值）和“外在善”（外在价值）。所谓“内在善”是指实践本身的卓越追求，是实践主体内心的充实。除了这种实践活动，任何其他实践活动均不能获得，也就是该实践活动对于“内在善”的获得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内在善”又具有普惠性，即它的获得为参与实践的群体所共有，而非为表现为个体性和排他性。所谓“外在善”是指人们通过任何一种实践（而不限于某一特定实践）都可获得的金钱、权力、声望等；不同于“内在善”，“外在善”是某个人的财产和占有物，排他性和竞争性是其本质特征，排他意指某人拥有的多其他人就占有的少，竞争则是指在获取“外在善”的过程中既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依据实践的“内在善”，麦金太尔将德性定义为“德性是一种习得的人类品质，其拥有和践行倾向于使我们能获得内在于实践的善，其缺乏则严重地阻碍我们获得任何这样的善”。[12]

军事医学工程本质上是一种德性实践。治疗伤病、维护健康是军事医学工程实践所追求的“内在善”。之所以称其为“内在善”，是因为治疗伤病、维护健康是军事医学工程的卓越追求，这种追求只有通过军事医学工程活动所获得，而不能通过其他军事工程活动或军事实践所获得，军事医学工程活动对于健康维护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作为“内在善”，健康维护具有普惠性，表现为：某一士兵的健康、某一群体的健康对于其他士兵或群体的健康不具有排他性；军事医学工程实践主体既要救治我方伤员，又要履行救治敌方伤员的道德义务。与治疗伤病、维护健康相对应，战争胜利的达成或战斗力的生成则是军事医学工程实践的“外在善”。因为对于胜利目标达成或战斗力的生成，军事医学工程并不是直接的、根本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除军事医学工程外，更受到军事指挥工程、军事作战工程、军事装备工程等的影响与制约；胜利的达成是作战双方竞争的结果，没有双赢的战争，一方的胜利必然是另一方的失败，这也体现了“外在善”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2.2 军事医学工程的“内在善”与“外在善”

军事医学工程的“内在善”与“外在善”决定了军事医学工程实践的双重目的——治疗伤病、维护健康和提升作战效能、服务战斗力生成。目的是人对价值的自觉追求，人提出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价值[13]。治疗伤病、维护健康彰显了军事医学工程的人本价值，而提升作战效能、服务战斗力生成则表明了军事医学工程的功利价值，军事医学工程正是在双重目的牵引下和双重价值主导下进行的以“造物为核心”的德性实践。

2.2.1 “内在善”：治疗伤病、维护健康——人本价值

军事医学工程的“内在善”源于医学的人本属性。“仁爱救人，以人为怀”，关爱同情患者、救治患者和促进生命健康是医学人道主义、人本价值取向的基本体现，也是军事医学工程的价值旨归。军事医学工程的本质是医学实践，其实践属性决定了道德属性，即军事医学工程的首要目的是抢救伤患，守护官兵的身心健康。军事医学工程必须建立在“为病患谋利益”的基础之上，侧重对人的生命本身的关怀，从而彰显其“内在善”。从1718年佩蒂旋转止血带的发明，到1792年拉瑞战地救护马车的设计，再到今天医院船、医用飞机和战地救护列车的广泛应用；从17世纪伤病员作为战场非战斗人员身份共识的达成，到18世纪首批有效军事卫勤体系的构建，再到19世纪红十字伤兵救助协会和各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在军事医学工程发展与推进过程中无不坚守着对人本价值的追求与承诺。这种坚守源于对人之为人的关爱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在军事医学工程活动中，其具体要求是要将伤者和患者的生命利益和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对任何伤患都尽力救治且给予最大的尊重与关爱；将工程造物服务于伤患需求和健康保障，确保每名伤患都拥有均等的医疗权利和救治机会；将不可避免的伤害性降低到最小限度，做到以最小的损伤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

文章来源：《智慧中国》 网址: http://www.zhzgzzs.cn/qikandaodu/2021/0127/13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