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方面的战伤救护向全方位的战术增幅，军事医学工程于发展中不断变革着军事医学的实践样态，致使实践主体时常陷入道德迷茫和道德两难之中。如何化解军事医学工程实践的道德困境，明确军事医学工程发展的未来道德指向？对此国内学界虽开展了一些相关性研究，但并没有基于军事医学工程本体给予专门的分析与探讨。比如，杨放等从军事医学伦理的角度明确了战地医务人员中立、人体实验自愿和知情同意、保护战俘健康、禁止生化武器研制等四个方面的伦理准则[1]，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军事医学工程发展的外在道德规约；李筝等探讨了战时卫勤保障的医学伦理原则[2]；邱雷等探讨了维和卫勤保障的伦理遵循[3]；等等。现有研究虽涉及一定的军事医学工程实践，但并不是从工程思维和工程技术的视角深入探讨相关伦理问题。并且已有研究多是致力于外在道德法则的提出与构建，而非将军事医学工程实践本身作为一种道德实践而追寻其内在的道德律令。军事医学工程涉及军事学、医学、工程学等多重实践活动和学科领域，军事医学工程究竟应该遵循何种道德律令？军事医学工程实践主体应如何坚守其主体德性？对待军事医学工程伦理困境如何彰显实践智慧？只有将军事医学工程作为一种德性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敞开以及回答。

1 军事医学工程的本体分析

对于军事医学工程的认知与理解有两种维度，一种是基于工程思维的军事医学工程，另一种是基于工程技术的军事医学工程。基于工程思维的军事医学工程是指军事医学本身即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以军事行动为牵引，随着军事行动的变更而调整工程设计。基于工程技术的军事医学工程是指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在军事实践中的引入与运用，它以科技革命的形式不断丰富和变革军事医学的实践样态。

1.1 基于工程思维的军事医学工程

工程思维，是指人们在进行工程设计、研究与建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思维方式，它以集成构建性为根本特征，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知识解决各类问题[4]。不同于以“发现为核心”的科学思维和以“发明为核心”的技术思维，工程思维是以“造物为核心”的人类思维[5]。这一思维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性和价值驱动性，思维主体从“为我造物”的目的出发，集成多种力量解决实际问题，强调合规律性与合目性的统一。系统性、集成性、跨学科性、综合性、建构性、创造性与复杂性是工程思维的重要特征。

军事医学作为一项保障军人健康、为军队战斗力服务的系统工程，符合工程思维的根本特征。首先，从词源学角度而言，军事医学是一项以“造物为核心”的工程劳作。engineer一词来自于古拉丁文，起初指称从事军事活动的人员。Engineering（工程）由engineer衍生而来，指具有军事目的的各项劳作（包括兵器制造），后扩散到其他领域[6]。因此，工程起源于军事活动。从这一意义而言，军事医学作为古代军事劳作的构成要件，其产生伊始即被赋予了工程的内涵。时至今日，无论是伤病救治、健康维护中战场药物的研发和卫勤装备的制造，还是作战能力提升中对士兵身心的干预与改造，军事医学都体现了以“造物为核心”的工程思维。其次，军事医学集成了医学、生命科学、军事学、管理科学、运筹学等多学科知识，架起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卫勤保障力之间的桥梁。相较于单纯的医学科学和医学技术，作为工程的军事医学发挥着知识转化和技术集成作用，将各种类型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军事医学活动这一工程形态得以最终“实现”，并在活动中检验其有效性和可靠性[7]。再次，军事医学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性和价值驱动性。军事医学的目标在于维护、恢复和促进军人健康，服务于战斗力需求。从军事医学的演进历程看，军事医学经历了伤病救治、健康维护和能力促进三重价值驱动。依据价值驱动的差异，军事医学工程可区分为以伤病救治需求为主导的伤病医学工程、以健康维护需求为主导的健康医学工程和以能力促进需求为主导的能力医学工程3种递进形态[8]。

1.2 基于工程技术的军事医学工程

新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快速广泛应用是战斗力提档升级的倍增剂，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随之而来的就是军事变革，作为军事实践有效组成部分的军事医学更是如此。自20世纪50年代生物医学工程的兴起与发展后，医学科学迎来技术支撑的崭新时代，同时也使军事医学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生物医学工程技术迅速成为现代战场的有机构成要素，在军事医学实践中焕发出异常光彩。

文章来源：《智慧中国》 网址: http://www.zhzgzzs.cn/qikandaodu/2021/0127/13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