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健康医学工程中利与害的权衡——疫苗使用

健康医学工程（包括健康膳食、健康睡眠、健康运动、健康免疫等）在维护官兵健康与服务战斗力生成方面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官兵获得了健康也就实现了战斗力的生成，即健康医学工程的“内在善”与“外在善”高度契合，二者表现为完美的统一。在健康维护中，疫苗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被官兵称之为战场健康的保护伞。特别是近年来，生物工程技术的迅猛发展，核、生、化攻击的门槛越来越低，细菌武器、病毒武器、基因武器的幽灵四处飘荡，愈发凸显了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各国纷纷将疫苗注射列入到官兵的健康计划之中。然而，以军事功利主义为主导的疫苗使用策略却并未达到官兵企及的良好效果。如，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五角大楼通过隐瞒和淡化疫苗使用的毒副作用，强迫50万士兵接种了天花疫苗，许多士兵在注射后出现了身体不适，严重者甚至死亡。由此不得不引发了对于疫苗使用的合理性、安全性、人本性的深层思索。首先，战场疫情并不明了，疫情的出现多是出于军方的猜测与揣度，现有疫苗能否抑制住新的生物医学工程产生的细菌或病毒攻击尚不明晰，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武器设计引发的后果更是难以知晓，诸多不确定性挑战了疫苗使用的合理性。其次，美军伊拉克官兵的状况，充分暴露了疫苗使用的安全性。对于核、生、化疫苗，由于缺乏临床记录，疫苗的功效颇具争议，短期而言的免疫成效，可能会造成长期、甚至终身的伤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疫情的使用已经超越了维护官兵健康的人本范畴，以“个体防护”和“保存和储备战斗力”为由向官兵强行注射疫苗，严重违背了官兵的自主和知情同意，剥夺了官兵对自己身体和健康支配的主导权。

3.3 能力医学工程中善与恶的对抗——超级战士

新的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发展，已超越了传统医学“祛除疾病、维护健康”的目的，实现了人类由“修复自我”向“改造自我”、“超越自我”的跨越式发展，而对于身体机能和精神能力的“人类增强”，无疑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所谓“人类增强”，是指与正常健康状况相比，甚至在没有疾病或病态条件需要治疗的情况下，通过基因技术、生物医学或药物方面的手段来改进人的倾向（dispositions）、能力（capacities）和福祉（well- being）[18]。由此可见，“人类增强”主要是以现有健康为基础，旨在致力于人的倾向、能力和福祉三个方面的提升。能力医学工程正是建立在人类增强技术上的军事医学工程实践新样态，它超出了伤病医学工程和健康医学工程的“健康”范畴，将提升士兵的作战“能力”作为其核心追求。按照军事医学工程“内在善”与“外在善”的区分，能力医学工程是军事医学工程“外在善”的直接体现。对于这种“外在善”，依据麦金太尔的观点，它为军事需要所驱动，是军事医学工程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必须正确引导，而不能过分追求，否则就会丧失军事医学工程实践的德性本体而转为“恶”。在能力医学工程中，打造超级士兵已成为各国寻求未来战斗力增长的新质点，通过听觉增强、视觉增强、肌肉增强、骨骼增强、大脑增强等可使士兵作战效能倍增，但由此带来的伦理风险和伦理挑战令人不无担忧。一方面，这种增强使参战官兵战斗力陡增，但一旦沦为杀人的机器，将会扩大不必要的伤亡，甚至由于过度的杀戮，而将人类战争推向罪恶的深渊。另一方面，参战官兵可能会失去人之为人的本性，由于情感的剥离而变得麻木、冷酷，再也不会有怜悯之心和悲伤之感，只会专注于作战，当战争结束后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对于能力医学工程我们无需否认和排斥，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但是，我们确实需要采取一种谨慎和道德上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正如，迈克尔·桑德尔发出的忧虑与警戒：“我并不认为增强和基因工程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破坏了我们的努力、侵蚀了人类能动性。更深的危险是，它们表达了一种超级能动性（hyperagency）——一种为了服务于我们的目的、满足我们的欲望而重新制作（remake）自然（包括人类自然（human nature）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抱负”[19]。

4 军事医学工程的实践智慧

对于作为德性实践的军事医学工程，若用图表进行简单直观的呈现，可如图1所示。

图1 作为德性实践的军事医学工程

军事医学工程就是于“内在善”与“外在善”之间保持一定张力的德性实践。

文章来源：《智慧中国》 网址: http://www.zhzgzzs.cn/qikandaodu/2021/0316/1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