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于无情中注入真情

战争是无情的，但因战友之间的相互关怀而充满温情；工程是冰冷的，但因服务于人类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而富有德性。伤病医学工程中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升了救治率、降低了死亡率，却由于将人简单视为需要维修的“仪器”，而解构了传统的医患关系，使得人与人的医患关系让位于“人机”关系；能力医学工程通过听觉增强、视觉增强、肌肉增强、骨骼增强、大脑增强等使单兵作战效能倍增，却由于对超级战士的打造，也弱化了传统的士兵之间相互帮扶的战友亲情。虽然军事医学工程的发展，满足了“内在善”与“外在善”的基本要求，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素，而缺失了情感关怀的工程极易沦为战争的工具，对此不容忽视。在人和工程的交互关系中，究竟是人一味地顺应工程，还是工程服务于人？这是一个看似明了，却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决定着工程发展的未来走向。人是世间万物之中唯一的道德主体，而工程只是人类实践的延伸，若在这一问题上本末倒置，工程的发展就会陷入冰冷的窑洞。人因工程的发展无疑解决了这一问题的困扰，人因工程是以人为本的工程、以人为核心的工程，是把人的体验放在第一位，让人感受温暖的工程。在人因工程理念下，机器“‘讨好’人的程度，决定了存在的价值”[21]。军事医学工程的实践智慧，理应积极融入人因工程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感受，将语言、心理、感知等因素融入到工程设计之中，使军事医学工程回归应有的真情与温度。

5 结论

军事医学工程作为一种德性实践，旨在于军事医学工程的“内在善”与“外在善”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军事医学工程实践主体能够在不违背其道德操守的情况下对军事医学工程实践采取开明和睿智的态度，而不是在“过”与“不足”之间无所适从。“过”表现为实践主体对“道德律令”的僵化与盲从，是军事医学工程实践的不实之举；“不足”表现为实践主体对“道德律令”的放弃与背离，是军事医学工程实践主体的懦弱之行。二者皆不符合军事医学工程的实践要求，只有回归到德性实践中，以实践智慧推进德性实践，方能彰显军事医学工程的道德本性。本文虽回应了军事医学工程是一种德性实践这一理论命题，但是必须清晰地认知到，军事医学工程实践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其实践样态远非本文提及的事例所能涵盖和类化；且随着医学工程技术的发展，军事医学工程将不断变换其实践样态。对此，还应深入挖掘和不断丰富军事医学工程的实践智慧，于军事医学工程实践具化中实现善与趋善的本体诉求。

从单方面的战伤救护向全方位的战术增幅，军事医学工程于发展中不断变革着军事医学的实践样态，致使实践主体时常陷入道德迷茫和道德两难之中。如何化解军事医学工程实践的道德困境，明确军事医学工程发展的未来道德指向？对此国内学界虽开展了一些相关性研究，但并没有基于军事医学工程本体给予专门的分析与探讨。比如，杨放等从军事医学伦理的角度明确了战地医务人员中立、人体实验自愿和知情同意、保护战俘健康、禁止生化武器研制等四个方面的伦理准则[1]，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军事医学工程发展的外在道德规约；李筝等探讨了战时卫勤保障的医学伦理原则[2]；邱雷等探讨了维和卫勤保障的伦理遵循[3]；等等。现有研究虽涉及一定的军事医学工程实践，但并不是从工程思维和工程技术的视角深入探讨相关伦理问题。并且已有研究多是致力于外在道德法则的提出与构建，而非将军事医学工程实践本身作为一种道德实践而追寻其内在的道德律令。军事医学工程涉及军事学、医学、工程学等多重实践活动和学科领域，军事医学工程究竟应该遵循何种道德律令？军事医学工程实践主体应如何坚守其主体德性？对待军事医学工程伦理困境如何彰显实践智慧？只有将军事医学工程作为一种德性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敞开以及回答。

1 军事医学工程的本体分析

对于军事医学工程的认知与理解有两种维度，一种是基于工程思维的军事医学工程，另一种是基于工程技术的军事医学工程。基于工程思维的军事医学工程是指军事医学本身即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以军事行动为牵引，随着军事行动的变更而调整工程设计。基于工程技术的军事医学工程是指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在军事实践中的引入与运用，它以科技革命的形式不断丰富和变革军事医学的实践样态。

文章来源：《智慧中国》 网址: http://www.zhzgzzs.cn/qikandaodu/2021/0316/1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