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军事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领军人董秀珍、栗文彬等认为，军事生物医学工程是面向军队特殊功能群体，针对其特殊状态——即战时和非战时，运用生物医学工程的原理和技术，研究和解决医学救援、卫生勤务保障中相关问题，达到维护部队健康、增强军事保障效能、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新兴、前沿交叉学科。军事生物医学工程是将生物医学工程技术转化为保障力和战斗力的桥梁。其成果主要通过卫生装备与卫生勤务相关的技术平台来体现[9]。从早期的便携式X光机、红外伤员寻找仪等生物医学工程装备，到基于信息技术发展的士兵生命保护与支持系统、伤员救护远程医疗系统，再到未来可能会被广泛用于战场的人类增强技术系统工程，军事生物医学工程在引领军事医学发展中具有突出的先导作用。当前，军事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主要涵盖 8个分支工程,分别为：军事医学电子信息工程、军事生物力学工程、军事医学材料工程、军事医学人机工效工程、军事医学防护工程、军事医学康复工程、军事卫生装备工程和军事医学临床工程[10]。军事医学工程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军事医学的运作形式，将传统军事医学中战后救护与战地保留转移到了战前预防与战备强化，将对战场需求的满足提前到战争发生前，完成对战场多变环境适应的同时，也增加了本方军队的战略威慑力。此外，军事医学工程所带来的战场渗透能力与现代局部战争的斩首行动的宗旨也有很大程度的契合，为战争形势的推进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2 军事医学工程的德性之维

“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1]，而人类追求的最高善即幸福。工程是人类为追求幸福生活而展开的实践活动，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工程实践的最高善。军事医学工程作为工程的一种实践样态，自然在追求人类幸福生活的过程中，内含有善与趋善的道德本性。军事医学工程的“内在善”与“外在善”决定了军事医学工程实践的目的指向——治疗伤病、维护健康和提升作战效能、服务战斗力生成。军事医学工程正是于两种目的之善中求得最高幸福之善的德性实践。

2.1 作为德性实践的军事医学工程

对于何谓“实践”，德性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将其界定为：“所谓实践，我意指任何一种连贯的、复杂的、有着社会稳定性的人类协作活动形式；通过这种活动形式，内在于其中的各种善，在努力达到卓越标准的过程中得以实现（这一卓越标准与活动形式相符且部分明确）；其结果是，人类追求卓越的能力，以及人类对所涉及的目的和善的观念，都得到了系统的扩展。”[12]麦金太尔将实践给人们带来的目的之善，区分为“内在善”（内在价值）和“外在善”（外在价值）。所谓“内在善”是指实践本身的卓越追求，是实践主体内心的充实。除了这种实践活动，任何其他实践活动均不能获得，也就是该实践活动对于“内在善”的获得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内在善”又具有普惠性，即它的获得为参与实践的群体所共有，而非为表现为个体性和排他性。所谓“外在善”是指人们通过任何一种实践（而不限于某一特定实践）都可获得的金钱、权力、声望等；不同于“内在善”，“外在善”是某个人的财产和占有物，排他性和竞争性是其本质特征，排他意指某人拥有的多其他人就占有的少，竞争则是指在获取“外在善”的过程中既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依据实践的“内在善”，麦金太尔将德性定义为“德性是一种习得的人类品质，其拥有和践行倾向于使我们能获得内在于实践的善，其缺乏则严重地阻碍我们获得任何这样的善”。[12]

军事医学工程本质上是一种德性实践。治疗伤病、维护健康是军事医学工程实践所追求的“内在善”。之所以称其为“内在善”，是因为治疗伤病、维护健康是军事医学工程的卓越追求，这种追求只有通过军事医学工程活动所获得，而不能通过其他军事工程活动或军事实践所获得，军事医学工程活动对于健康维护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作为“内在善”，健康维护具有普惠性，表现为：某一士兵的健康、某一群体的健康对于其他士兵或群体的健康不具有排他性；军事医学工程实践主体既要救治我方伤员，又要履行救治敌方伤员的道德义务。与治疗伤病、维护健康相对应，战争胜利的达成或战斗力的生成则是军事医学工程实践的“外在善”。因为对于胜利目标达成或战斗力的生成，军事医学工程并不是直接的、根本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除军事医学工程外，更受到军事指挥工程、军事作战工程、军事装备工程等的影响与制约；胜利的达成是作战双方竞争的结果，没有双赢的战争，一方的胜利必然是另一方的失败，这也体现了“外在善”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文章来源：《智慧中国》 网址: http://www.zhzgzzs.cn/qikandaodu/2021/0316/1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