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太尔于现代社会功利主义盛行之下，发现了“外在善”对“内在善”的冲击，向现代社会的人们发出了重视“内在善”的呼吁。但“外在善”是社会的需要、人类的欲求，不可能无视“外在善”。那么如何平衡“内在善”与“外在善”，就有必要回归到亚里士多德所指称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于两极之间达到适度平衡的品格，在过度与不及中保持和谐，“德性是一种适应，因为它以选取中间为目的”[11]，这是一种动态平衡，而非简单的折衷和静止状态。德性践行于工程活动，就是于不同价值之间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断与折衷选择，避免过犹不及。这个寻找适度点的过程就是对工程造物的规约与控制过程，也是伦理德性的践行过程。就军事医学工程而言，所谓“德性”就是在军事医学工程“内在善”与“外在善”之间保持张力，在治疗伤病、维护健康和提升作战效能、服务战斗力生成的双重目的中寻找最佳平衡点，有力协调医学人本价值与军事功利价值，从而确保军事医学工程依从人类的道德维度和社会的道德法则健康而有序地发展[20]。

那么，如何将德性落于现实，从而造福于人类？亚里士多德指出，必须借助于实践智慧（明智）。“德性使我们的目的正确，明智则使我们采取实现那个目的的正确的手段。”[11]进一步的，什么是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是灵魂的有逻各斯的计虑的部分，是理智德性中的实践的理智，“明智就是正确的逻各斯”，“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11]。它要求人们“按照正确的逻各斯去做”[11]，也就是基于道德知识合乎理智的实践。就军事医学工程而言，将德性贯穿于实践之中，以实践智慧推进德性实践，应把握如下四个方面的实践张力。

4.1 于敌对中彰显仁爱

战争是敌我双方的较量。不断提升我方力量，超越敌方力量，是战争制胜的关键。军事医学工程中以超级士兵、人机功效系统、智能防护和士兵系统为代表的能力医学工程是敌对状态下作战力量建设的直接体现，是军事医学工程“外在善”的表达。敌我交锋是残酷的，但是不能由此而压制甚至泯灭军事医学工程的“内在善”，因为根植于人类良知的医学人道精神始终贯穿于其中。军事医学工程作为一项医学工程，要在强调战斗力生成这一“外在善”的要求下，始终坚守其自身的“内在善”，即坚守医学的人道初衷。按照“内在善”要求，军事医学工程设计要妥善抢救、护理每一位伤病员，泛爱众，在尊重伤病员的权利、积极履行公认的国际公约的前提下，善待降敌，给予应有的人道主义待遇；要以战场急救为目标推进止血技术、人造皮肤技术、外科生物粘合剂、骨修补材料等工程实践，有力地满足敌我双方伤病人员的需求，体现仁爱之心；此外，还要杜绝因狭隘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而产生违背人道、良知的行为。敌对并不能成为将医学本身作为武器和屠刀的理由，医学始终是治病救人的技艺。无论敌我双方冲突多么激烈，军事医学工程应于“打赢而不毁灭、瘫痪而不致死，有效而又经济的理想作战样式”中始终保持其应有的张力。

4.2 于杀戮中坚守道义

瞬息万变、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残暴的杀戮行为往往会使部分参战官兵做出非理性、非道德的判断与选择，从而丧失其主体德性。由此，军事医学工程原本维护官兵健康、服务于战斗力生成的思维逻辑，就会被直接生成战斗力的思维逻辑所取代；从而导致军事医学工程被“异化”，背离初衷，被反性质、超量化使用，进而引发超出想象的更大规模的杀戮。这一系列不良反应向我们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军事医学工程必须杜绝被“异化”，于任何时刻都要保持“内在善”与“外在善”相统一。军事医学工程实践主体必须坚守道义，强化主体德性，形成自我约束。当处于既有规范、制度临界点时或者超越规范、制度临界点时，能基于主体德性做出超然性又合乎“德性”的选择。当面对在战场上选择杀与不杀，选择规避风险或制造风险，选择以何种思维逻辑操作军事医学工程技术时，应时刻保持清晰的道德意识，显示主体德性的自律和超越。

4.3 于失控中笃守正义

虽然正义战胜邪恶是战争的根本走向，但是就具体战斗而言，战争发展的态势往往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处于一种不受人为控制的状态。对于这种不可控性，克劳塞维茨将其称之为战争的“盖然性”，“战争的客观性使战争成为一种盖然性的估算”，“在军事战争里只有各种可能性、盖然性、幸运和不幸的活动，它们像经纬一样纵横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中最近似于赌博”[11]。战争的不可控，将军事医学工程置于多重实践境遇之中。不同境遇之下，哪些军事医学工程实践是合道德的？哪些是反道德的？哪些是值得提倡的？哪些是必须制止的？必须借助于实践智慧进行判断与选择。尤其在军事实践中的基因工程、组织工程既可以造福官兵，也能引发毁灭性的人类灾难的情境下，更需要军事医学工程笃守正义，坚持“内在善”，抑制“外在善”衍生的不良趋向。这种笃守是对作战正义性的坚守。这要求军事医学工程实践主体要持有正义之心和善良意志。个体坚守内在道德品质，形成潜意识或无意识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有效规范行为取向，使自我尽管在高压态势下，也会理性控制行动，不会发生道德逾矩。长此以往形成的实践智慧会增进主体德性，当发现同样的技术既能实现再生，又会荼毒生灵时，会将其引向正当用途，以保证科学与至善的结合。正如达·芬奇发现自己准备研究的潜水艇有可能被他人用做“海底暗杀的勾当”，于是便果断销毁了这个计划。这是一种实践智慧主导下的正义选择，是对工程发展“内在善”的坚守。

文章来源：《智慧中国》 网址: http://www.zhzgzzs.cn/qikandaodu/2021/0316/1577.html